[ 三江源保护需要解决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社区才是三江源保护的源头 ]

　　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正面临着新一轮大变局。

　　去年12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将治理范围从15.2万平方公里扩大至39.5万平方公里。

　　据青海当地环境保护组织反映，按照这一新调整的规划，可能有不少牧民或村民因此被迫迁移。

　　不过，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目前有关部门还没有统计出移民的数量，也没有拿出解决移民生计的具体办法。《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条例(初稿)》仍在进一步修订过程中。

　　“我觉得下一步对大量的移民要慎重对待，我个人是反对移民的，因为我做了大量的调查。”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孝德说。

　　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地震等因素的作用，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城镇化范围扩大、人类活动加剧等等，“三江源”生态环境严重退化，植被破坏严重，已成为我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此前在青海省格尔木市郊唐古拉山镇长江源移民村采访时就发现，由于无法解决迁民后续的生计问题，尽管当地政府给每户提供了住房和为期5年的补贴，但还是有一些移民最终选择回到山上。

　　“孩子放暑假后，父母就带着上山了。”长江源移民村支书更尕南杰告诉记者，这些牧民还是习惯在山上生活，回去后，可以住在亲戚家，帮他们剪剪羊毛。回来的时候，可以带点肉。

　　在9日召开的“三江源的新希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与法制保障”研讨会上，青海省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成员曲波反映：“目前在生态保护中，广大农牧民的作用还没发挥出来。”

　　“如果社区、老百姓这个终端问题解决不好，上面建构得再好，所有的资源也都落不了地。”张孝德也认为，三江源保护需要解决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社区才是三江源保护的源头。

　　两位专家也表示，围绕自下而上的主线进行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并不意味着削弱自上而下的作用，要实现两者的衔接，“自上而下贯彻政府职能的转变，自下而上贯彻农牧民主体地位的发挥。”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对记者表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让自下而上的问题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并有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进行支持。可以把已经探索出的自下而上的成功模式写到《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条例(初稿)》里，如协议保护、资源共管等。

　　“我们发现，《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条例(初稿)》需要提升的空间很大，自上而下的环境体制、生态补偿机制、监督机制等内容不尽合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青海省政府法制办主任李建青说。

　　记者注意到，上述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以重点区域和关键领域为抓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各类社会主体投身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并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和多元投入的投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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