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CEO认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仍然是中国和美国。但美国(38%)在过去五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34%)，成为全球CEO认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和投资首选地。因为美国GDP总量相比次贷危机爆发以前增长了7%，消费者支出的增长推动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大体上，全球CEO更加看好成熟市场。德国依然排名第三位。英国的排名在巴西之上，日本的前景比俄罗斯好，澳大利亚也跻身前十名。”

　　上述观点是普华永道3月24日最新发布的全球CEO调查报告的内容。普华永道北京首席合伙人吴卫军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成为最重要的投资首选地，是因为美国经济在恢复。而且美国的资本市场配套完善，会计准则要求严格，最重要的是美国企业有很多现金。全球CEO看好美国的制度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当然中国依然被视为全球重要的增长性市场，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将会更广泛。”

　　但他同时提醒，要警惕威胁经济增长的因素。过度监管依然是企业增长前景的头号风险。每10位中国CEO中有9位担忧关键技能的可用性，85%担忧能否获得负担得起的资金。其他的威胁因素包括：新的市场进入者(90%)、技术变革的速度(88%)、税务负担加重(88%)及消费开支和行为转变(88%)。他们对这些因素的担忧程度高于去年，也高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CEO。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科技创新已经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需要企业日益提高竞争力以区别于竞争对手。

　　报告显示，略高于三分之一的中国CEO对未来一年的业务增长非常有信心，但技能短缺、获得可负担得起的资金渠道有限，加之担心人才、竞争和技术的变革，这些因素影响了CEO的信心。相比去年，全球CEO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悲观，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受访CEO最为悲观，而亚太和中东地区的CEO则要乐观得多。

　　中国CEO的信心相比去年有所下降，只有36%的受访者对公司未来12个月的增长前景“非常有信心”，他们正考虑经济结构调整及全球颠覆性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CEO仍然看好中国经济的规模、基本面及潜在机遇。71%的中国CEO表示，公司比三年前拥有更多的增长机遇，超过57%的中国CEO表示未来12个月将增加员工人数。

　　55%的中国CEO认为，2015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更具国际竞争力和有效的税收制度。46%的中国CEO希望政府建立一支技术精湛、适应力强的劳动人口队伍。关于这些问题，中国CEO与全球CEO的所见略同，都将这些问题视为政府工作中的重点。吴卫军告诉本报记者：“面对科技进步和人口社会的变化，企业需要三年到五年来适应。要加强中国CEO的信心，首先要保持税收、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对于技能的短缺，中国的大学和企业可以加强合作，我们每年有700万大学生毕业，但技能人才远远不够。还有个问题是，现在市场缺乏相互的信任。”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地都有企业家斥责某些地方政府不作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曾说过：“我们什么都能补，唯独时间补不回来。”吴卫军称：“政府要作为，激励机制要改变。个人对CEO降薪持保留意见。因为降薪实际降低的成本有限，而一笔不良贷款或坏账都可能超越这个数字。而CEO面对的挑战巨大。”

　　报告显示，尽管许多中国CEO承认数字化技术对企业的意义，但还有不少CEO不太清楚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创造价值。只有67%的受访者表示，对于技术如何促进竞争优势的提升有清晰的愿景。这比起全球(86%)和美国(92%)的水平相对较低。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更透彻地了解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业务发展，是中国CEO的重中之重。

　　在吴卫军看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并已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中国CEO既要在转型中的国内市场努力维持增长，又要面对动荡和变化多样的全球经济。中国CEO，已认识到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并采取了相应的计划和行动。未来将会集中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数字化技术和人才的持续投入等措施来不断推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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