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工场成立一周年之际，李开复以孵化器为平台的天使投资逻辑渐渐成型。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中国互联网做天使投资的风险性并不亚于传统VC和PE，甚至更高。

过去一年间，中国互联网天使投资圈冒出一位“新人”。

一年间，10万份简历、1万个创业计划、200名“工友”、12个成型项目，中经合集团、富士康、联想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以及硅谷银行、中华电信、联发科以及美国、欧洲、亚洲等多位顶尖投资者注入的10亿元人民币融资……加上这位“新人”所裹挟的微软和Google的职场金字招牌、“青年导师”的形象，李开复的创业显得声势浩大。

创新工场成立一周年之际，李开复以孵化器为平台的天使投资逻辑渐渐成型。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中国互联网做天使投资的风险性并不亚于传统VC和PE，甚至更高。

面对记者，李开复也表达了顾虑。“在中国，当互联网巨头看到一个5—10人的小公司做了一年创新或者创业，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自己复制而不是收购，甚至，我们每做一个项目都不能太高调，以免巨头知道会带来麻烦。所以，在中国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以上市为主导的方式介入，之所以后期期待有别的VC介入，是想让他们决定在哪里上市。”

事实上，过去方兴东主导的互联网实验室也曾经探索过“互联网创业孵化器”模式，但最终因为投资人“出逃”而未能善终，在民间，“煤老板”、“80后富二代”天使投资人也屡见不鲜，2009年，“中国民间天使投资第一人、红鼎投资刘晓人”陷落，让中国天使投资圈透着明显的不成熟。此次，李开复转型出山，将以何种新模式探索？

“超级天使”当保姆

当李开复在记者笔记本中写下Ycombinator、Idealabs、Techstar和Plug and Play等一连串陌生公司名时，他并不讳言，自己把所有硅谷的早期天使投资模式都研究、学习了一遍，包括去对方总部做探访。

在中国，“超级天使”（superangel）模式，即早期天使投资，并不被大家熟知，但近几年，在硅谷却是一派繁荣。

“硅谷每年早期投资规模是200亿美元，而中国整个风险投资规模不过100亿美元”，李开复的创业合伙人汪华对《英才》记者称。

美国科技媒体曾经分析指出，当开源、云计算和在线软件商店在美国成为重要科技趋势之后，软件开发编写代码的时间成本、租用服务器和带宽成本、以及营销成本变相降低，使得两三人小创业团队的成功概率提升。

于是，一批“超级天使”应运而生，此类基金只关注最早期创业团队，在估值涨上去之前介入，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更好的回报。

“美国‘超级天使’一般都是全职来做投融资，通常只是一个人加一个秘书，一年可能投资10个以上的早期项目，每个项目投入很少的资本金，比如2万美元，便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回报”，曾经做过天使投资的希腊人ChrisEvidemon对《英才》记者称。

“投很少的钱、给予很少的帮助、占很少的股份，迅速退出，这是美国模式。但如果在中国也这么做，就输掉了”，李开复直言，“你看到刚毕业4个月的大学生能做出一款成熟产品并有如此谈吐，但你不知道私下我和汪华一个星期要跟她开多少次会，做多少培训。”

事实上，不仅是创业者缺乏经验，而且，创业环境更不容乐观。

创新工场“行云”项目CEO唐彬森也是开心农场的创始人，他告诉《英才》记者，五年前，很难找到愿意冒风险的天使投资人，更别说孵化器。

显然，照搬美国“大撒网、粗放式”模式必不可行，创新工场必须针对中国国情做出更多改善，并提供给创业者更多支持才可能获得后期的投资回报。

这一年，创新工场的投融资模式渐渐清晰：在底层，搭建一个孵化器平台，提供有关创业的各种服务，不仅是团队建设与优化、项目指导，也包括外联、企宣等等辅助，在平台上，再筛选创业方案，招募优秀工程师和创业者，让其自由组合完成各自的商业策划案。

目前，孵化服务平台中，包括李开复，已拥有40多名核心成员，被誉为“创业导师”。在创新工场的家族谱中发现，他们的履历表中写着：曾经担任谷歌中国战略总监、谷歌中国总裁助理、谷歌中国UI经理、谷歌中国运营总监、奥美财务主管和人力总监、清华同方微电子副总裁、阿里巴巴架构师、瑞星研发总经理等。

“中国创业者需要更多的帮助，建立这个平台，帮助创业者把团队建大一点，这样产品成型会更快”，李开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