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曼红有一连串的头衔，世界天使投资协会理事，中国天使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作为中国最早专门研究天使投资的学者，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拿不出一组数据来解释国内天使投资的情况。

“私人从腰包里掏出的钱无法统计，很分散。再者人们喜欢谈论那些成功的投资经验，隐藏那些失败的投资经验。要对中国天使投资产业有个数据的分析，太困难。”

但是有一点她可以肯定，“中国天使投资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天使投资这个词开始变得popular（流行）了。”她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什么是天使投资

提起天使投资就不能跳过这些著名的案例：1998年，两位还没毕业的穷学生向Sun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安迪。托尔斯海姆讲述他们的创业梦想，后者对他们说：我听不懂你们的商业模式，先给你们一张支票，半年之后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靠着这20万美元支票起家，两个人一步步打造出了今天的Google，而贝托尔斯海姆的20万美元后来演变成了近3亿美元。

2010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的互联网超级明星扎克伯格，也是在天使投资人20万美元的资助下开始了梦想。

在中国，天使投资孵化金蛋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张朝阳的“爱特信”得到其老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尼古拉。庞帝教授等的20多万美元天使投资，后转型为搜狐网；2000年，李彦宏和徐勇借助12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建了今天的百度。

似乎，天使投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兴盛才出现的。

但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天使投资”一词起源于百老汇，指那些富有的人出资，来帮助演出得以实现。最初的天使投资带有公益性的赞助性质。

“现在，我们把那些在项目的种子期介入，从事这种高风险、以期获得可能的高收益的人称为天使投资人。”

实际上，刘曼红认为，天使投资的出现，比人们认识到这个词要早得多。从国外来说，1874年，年轻的亚历山大。贝尔就是借助于两位天使投资人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电话公司。最初，贝尔希望能够从银行获得一些启动资金，但银行认为他的想法太大胆，风险太高，没有贷款给他，而波士顿的一位成功的律师和一位皮货商资助了他，帮助其实现了创业理想。

而中国政府1986年制定的帮助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863计划”，也可视为天使投资的一种形式。

虽然天使投资单笔资金可能只是风险投资的一个零头，但在西方，天使投资的总规模是我们所熟悉的风险投资的3－5倍。天使投资历史如此久，从事人数如此多，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主流不是大佬

“我们是初级阶段，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做得很好，中国是很多人在做，未必知道自己是天使投资人。还有很多人愿意做，不知道怎么做。”刘曼红这样概括中国天使投资的现状。

她在人大教授MBA课程，经常有学生在课间问她，“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天使投资人，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刘曼红的学生中有个女博士，是浙江温州人。知道她研究天使投资后，她很多老乡找到她，希望能学习、分享天使投资的研究心得。刘曼红组织学生去江浙一代进行调研，“很多浙江、山西的富翁在亲戚朋友之间进行的融贷行为，其实是在做天使投资的事情，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在中国，提起天使投资人，一连串熟悉的名字可能会进入公众的视野：何伯权、雷军、沈南鹏、钱永强、徐小平、王雷雷、薛蛮子、杨宁、曾李青、周鸿袆、龚虹嘉等，他们的身份分别是今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山软件公司CEO、红杉基金合伙人等，总之都是企业界的“大佬”。

以何伯权为例，他一共投资了十几个公司，从最高的8000万人民币到最少的70多万，总投资金额接近3亿元人民币。这就给外界一个误解，天使投资是巨人才能参与的游戏。

但是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在天使投资界，他们可能示范意义而大过于普遍意义。

刘曼红介绍，美国天使投资人，最好是个人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夫妻年收入30万美元以上，或者资产100万美元以上。当然没有到达这个水平，也不是不可以做。

实际上“天使”们可能收入更低。《傻瓜的金子：美国天使投资背后的真相》作者Scott A. Shane利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他资料中大量数据，为一直被力捧的天使投资描绘了第一幅现实主义的集体画像。他发现许多天使仍然有自己的日常工作，投资金额为一万美元或更少。

刘曼红透露，美国天使投资协会去年的数据表明，真正参与投资的天使投资人平均年薪为七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天使投资的主体并不都是那些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家，很多是有着普通工作的小人物。

“如果仅靠那些大企业家的支持，能够得到投资的项目数量会极其有限。要发动广大普通有钱人的能量。要通过天使投资团体，让这些普通人能够进入这个产业。”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