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杨   

    葛涵思（Guy Hands）近两年都没回过他在伦敦的家。
　　 位于伦敦东南的肯特郡（Kent）不仅是他的出生地，葛涵思的父母、他两个尚在上学的孩子以及太太迄今都还住在那里；而葛涵思创办的PE公司泰丰资本（Terra Firma）总部，也还在伦敦的金融城中。

　　 自然，葛涵思也从不去泰丰位于伦敦的办公室，他甚至从来不从希斯罗机场出发，相反会飞去法兰克福或者巴黎转机。

　　 “现在他们来看我。”葛涵思说，他的家人乘坐私人飞机去和他共度周末，“只要40分钟”。

　　 2009年的4月份，他搬去了格恩西岛（Guernsey Chanenel Island）。格恩西岛在英吉利海峡靠近法国海岸线，“就像是香港之于中国”，是一个避税天堂。

　　 这种“抛家弃子”的行为匪夷所思。

　　 但葛涵思却说：即使没有格恩西岛，“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去瑞士、卢森堡”。因为监管从紧“将是一个大势所趋”。

　　 在葛涵思“出走”英格兰近两年后，中国也出台了PE监管的第一步法规：国家发改委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六地、规模超过5亿元的PE基金必须备案。

　　 高税收惹的祸？

　　 “这关系到竞争力的问题。”葛涵思如此解释“出逃”英格兰的原因：“在这里收入1块钱、在英格兰则要收入3块钱”，放到口袋里的钱才能一样多。

　　 直接诱因则是英国昂贵的“税赋”体系。像葛涵思这样的“富人”，其个人所得税目前为51%，外加14%的资本利得税；而他在格恩西岛上所要承担的总税率仅为26%。据格恩西岛的规定，一旦纳税总额超过20万英镑，葛涵思们就可以不用再交税了。

　　 PE的高税收时代或许即将到来。2007年黑石上市，当时引起了对PE税收的争议。因为黑石表示在上市后仍将沿用有限合伙制，其只缴纳15%的资本利得税而非35%的公司所得税。其后美国进入立法提高附带权益的征税。

　　 然而，逃离英格兰真的有利于泰丰？

　　 就在葛涵思搬去格恩西不久，泰丰的内部架构也发生了变化：葛涵思不再担任泰丰的CEO，改任董事长和CIO；更多事务性、支持性的工作则仍由留任伦敦的CEO史若天（Tim Pryce）负责。

　　 “我的搬离只是一个契机。”葛涵思说，“给予史若天更多的空间”是之前计划中的事情。这个计划的最终结果，或许是把泰丰资本整体搬到格恩西。

　　 由于葛涵思的原因，此前泰丰的投资团队每个月都会到格恩西岛上开例会。而如今葛涵思也并非形单影只，目前泰丰已经有7人移居格恩西。

　　 这种物理空间上的移动，似乎并没有给这群PE人造成困惑，反正他们都是空中飞人。葛涵思每年将近有200天的时间都在出差，而他的同事们一年中也有一半的时间四处旅行。“以前也要约在某个地方见”，葛涵思说，至少格恩西还很安静，不仅“可以坐下来谈论更多的投资细节”，还能聚会消遣下。

　　 对PE领域同样有高税收，但却并未阻碍泰丰资本进军中国。

　　 “我们还是会在中国设立办公室”，葛涵思的理由是：相对于成本，“中国有足够多的投资机会，”何况包括京津沪各地都有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监管为了啥？

　　 但有些政策，却是逃不开的。

　　 与税收政策相类似，全球对PE领域的监管趋势也是“从紧”的。葛涵思说介绍，FSA （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英文缩写是FSA）此前监管PE的部门只有几个人，现在却已经增加到“几百人”。金融危机后全球都在讨论金融体制及监管问题。

　　 “在欧洲，所有资本运营机构都必须注册。”葛涵思介绍说，比如在英国，PE机构有向FSA报告的义务，后者也会做现场检查。所要报备的信息：PE机构、其所有的从业人员以及其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是必须报告的；而每笔投资的具体信息，PE机构可以视情况、在自愿的基础上向监管当局报告。

　　 “这是一件费时费钱的工作。”葛涵思介绍说，泰丰资本每年花在做这些报告上的钱多达7500万英镑。这对任何一个GP而言，都是不低的门槛。“我希望中国对PE的监管可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此前的2月末，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通知，要求规模在5亿元以上的VC/PE基金必须到发改委备案，对象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市以及江苏、浙江、湖北三省的VC/PE。符合要求的VC/PE基金被要求在首期基金到位后到发改委备案，并需定期提交包括年度财报等在内的信息；与英国制度相类，发改委也有权对VC/PE进行年检甚至现场检查。

　　 葛涵思并不十分认同这种监管方式。“花了那么多钱，我们自己到底得到什么？”他说：尽管这或许会给公众和政府以信心，“但我想恐怕绝大多数的报告最终都会葬身垃圾桶。”但他也指出，即使英美也还在探索如何监管PE行业，“监管政策如何做到更清晰、更容易监测、更难以违反以及更有效”仍是个难题。

　　 这每年会多花这些基金多少钱？也许还没有人算过这笔账。

　　 “我们以前就备过案了。”国内一家大型PE人士说，迄今在国家发改委备案的VC/PE机构为22家，在地方发改委备案的则超过30家。“当时备案，主要是想争取社保投资。”上述PE人士说。

　　 社保基金副理事长王忠民也指出：发改委的备案制扩大了可供选择的GP数量，“对我们是件好事。”据某LP人士透露，与此前非强制备案制不同，此次可能采取“地方发改委备案的VC/PE基金材料向国家发改委集中”这种方式。但该LP人士也指出：备案制对地方FOF基金乃至外资LP作用不大，“我们投资时都要求基金注册，解决身份证明的问题。”因为包括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都是和创投机构的身份直接挂钩的。

　　 这是一个葛涵思难以理解的“中国式难题”：在英国“我们的LP都是机构投资人或者非常富有的个人”，因为对基金的单笔投入底线是500万美元。向监管机构报备与“吸引更多的LP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因为有些LP对信息要求高而有些则很低，“他们的判断并不完全建立在这些过往信息上，因为投资是一项预测性的信息”。

　　 所以葛涵思认为，监管机构并不是出于保护投资人的目的，而“只是想得到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