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的民工荒现象，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导因，也有经济结构变化的导因，但民工荒不表明中国已实现了充分就业，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未来，失业压力或将困扰中国。

　　中国GDP增速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呈现逐级回落态势。但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明显区别在于，中国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没有出现2008年农民工因失业而大量返乡的现象，反而还出现了低端劳动力市场招工难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受失业困扰的年份均发生在经济增速下行期间，为何这次却出现反常现象呢？

　　内生增长已部分替代外需拉动

　　上一轮中国农民工的大量失业发生在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中国出口负增长，导致大量出口型企业关闭，农民工被迫返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研报告，受金融危机影响，截至2008年12月31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62.4%、16.1%和21.3%。这应该是2009年国家启动“4万亿”巨额投资的诱因之一，因为失业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若观察出口依存度，即外贸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可以发现1985年该指标只有9%，而到2000年则超过20%，其峰值出现在2007年，达到37.1%，说明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前夕，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也达到了最高峰。正是因为过去20多年来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大，一旦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逆转，国内经济和就业就会发生剧变。

　　然而，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开始明显下降，2009年降至24%，2011年也只是小幅回升至26%，较2007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这当然与中国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应对次贷危机有关，但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已有明显回落，可出口增长率却难以重回2007年以前的水平了(附图)。从全球贸易大国贸易份额的变化看，如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是在本国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10-12%之后，便不再上升。而中国2009年的出口份额已居全球第一，至今连续3年占比在10%以上，故中国再要通过外需来维持高增长已不现实，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内生增长型经济成为必然。

　　尽管早在1995年中国政府已提出经济转型的口号，但实际进展较慢，近年来则明显加快了步伐。在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的流向和结构也同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减少，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增加。如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888万人，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则比上年增加618万人，增长33.2%，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上升到17%；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75万人，增长35.8%，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超过了20%。这显然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明显超过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关。如从2012年一季度的外贸数据看，中西部地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重庆和河南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5倍和1.4倍，广西、四川和湖南的出口增速分别为41.2%、31.9%和18.7%，而广东、浙江等出口大省却都只有个位数增长。

　　二是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也有所放慢，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呈现中年化倾向。随着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的转移，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在春节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中西部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可转移的年轻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8、1.06和0.77，可见45岁以上的中年劳动力明显供过于求。

　　三是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投资对经济的作用增大，过去10年中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用人需求比重从25.7%提升至39.3%，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则从72.5%下降至58.9%，下降13.6个百分点。

　　从过去10年看，外需推动的出口导向型就业所带来的就业数量相对有限，因为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充当生产要素功能，难以有效拉动内需。而随着劳动者薪酬水平的提高，他们不仅只是起到生产要素的作用，还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消费能力来支持内需的增长。如以往作为劳动力主要供给地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在国家的鼓励政策下投资增速增长，自身经济增速加快，导致了部分劳动力回流中西部地区，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而东部地区由于人力成本提高，出口优势正逐步丧失，也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并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发展内需型产业。在内生增长型经济正在逐步形成和出口大国地位依然保持的经济转型期，其对劳动力的总需求要大于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

　　人口结构变化促使民工荒持续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尽管15-59岁人口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3.36个百分点，但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如果考察18-45岁这一青壮年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应该前几年就出现了下降的拐点。

　　此外，城市人口也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且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明显放慢，2011年为828万人，较过去10年明显放慢，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就日常所见而言，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是以老年人为主，所谓2010年2.79亿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一种解释就是，近2.8亿第一产业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完全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同时还兼着制造业、建筑业或服务业的劳动。因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构成可能有误，一个只占GDP10%左右的第一产业不应该占有如此多的劳动力，因为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第二产业的1/6.

　　农村家庭收入的构成，大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2010年工资性收入平均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41% 。在美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专职(Full Time)劳动力大约只有200多万人，虽然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高是农业劳动力少的原因，但中国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也提高了不少，故大致推断，专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不会超过公布数据的一半，即1.4亿。如果依据这样的推算，则容易解释农村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原因，故今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也会比较有限。

　　而从现行户籍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和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同工同酬制度等考察，确实存在对农民工不公平的问题，农民工离乡背井的隐形成本其实很高，这也使得一部分农民工难以在异地长期工作下去，成为部分农民工返乡的原因。

　　再从人口的教育结构看，2000-2010年中国新增人口7348万，但大学以上学历人口增加将近7200万，与新增人口基本接近。也就是说，中国过去10年新增人口都成了大学生，其他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大学生规模膨胀的同时，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的比重就相应下降，这也是导致民工荒的原因之一。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导致高学历人口比例超常规增加，故今后民工荒或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未来失业问题或将困扰中国

　　如今，中国还在演绎着民工荒，或许今后几年也将延续这一现象。对于未来中国可能遭遇的失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尽管中国今后的人口抚养比面临下降，即人口红利会逐步消失，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但随着人口流动率的下降，经济增速会回落，则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下降。从发达国家的案例看，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与就业率上升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从当今欧美经济看，失业问题均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症结之一。因此，不能仅看到目前的民工荒和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就推断就业无忧。就业率高低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增速的变化，而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也是必然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就业压力增加。

　　其次，中国今后同样会面临产业转移的压力，工薪收入的刚性决定了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本质看，其实际上与国际间的产业转移有一定相关性。如二战之后欧美的部分制造业向日本转移，后又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再后来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的产业转移，终于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印度、越南等后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成本优势就会凸显出来，这将导致今后中国FDI的减少，而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也会增加，资本净外流的现象同样也会在中国发生，这势必会导致中国失业率的上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国的第二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就业增速也有降低迹象，如2006、2007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000万人以上，而2008、2009年则降至500万-600万人了。这就涉及到产业升级过程中就业弹性的不断下降问题。因此，未来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很难维持在每年500万-600万人的水平，到“十二五”末期可能降至200万-300万人左右，而到下一个五年，很可能是负增长。

　　第三，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现有模式难以持续，今后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将产生就业压力。判断一个经济体增长的质量，主要看其资产负债表的变化。目前，中国政府层面的实际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40%左右。尽管日本的债务率已经超过200%，但日本处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时，政府的债务率大约只有中国的1/3。因此，中国为经济高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还有政府负债率的过早上升，这给今后政府的财力运用压缩了空间。此外，高投资所带来的商业银行坏账风险，迄今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故一旦经济进入调整期，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将明显下降，繁荣的假象也会随之消失，而凸显出来的，则是农民工就业难问题。

　　第四，随着经济转型，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日趋严峻。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01-2011年间，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市场需求量较大，而大专以上学历者的用工需求在过去10年是下降的，2011年供需比为1:0.9，供大于求。如果现有的教育体制不进行改革，则大专以上学历者在劳动人口中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高学历者失业问题会更显严峻。

　　总之，就眼前看，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的民工荒现象，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导因，也有经济结构变化的导因，但民工荒不表明中国已实现了充分就业，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就未来看，失业压力或将困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