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要求人口政策的变化，而是需要根据人口格局的客观变动谋划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人口变动和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需要实现内在契合

　　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可能孕育出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并可能有着更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思想者小传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现任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受聘上海市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市人口学会(SPA)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中国人口发展、社会建设、中国城镇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完成《重塑中国和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2014)、《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2013)、《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模式与社会融合》(2012)等著作和论文，获得包括国家人口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学术奖励。

　　人口变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内生关系，人口构成国家发展的核心资源，也构成发展的基础环境，同时人口的就业、福利进步也是发展的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决定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空间变动，并以此影响人口动态。合理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需要适应人口的基本国情，将人口总量和结构转化成为发展的动力，实现人口动态和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内在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成就，是基于人口变动格局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而我国未来将面临人口格局的巨大转变，迫切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重新进行调整，要求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相关政策体系的整体改革。

　　“十三五”是人口格局深刻转折期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人口发展的状况和动态，可以看到“十三五”期间是我国人口变动态势处于深刻转折的时期，从1970年代以来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人口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197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基本格局是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的快速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社会抚养水平持续下降增强了储蓄投资的能力，相对缓慢的老龄化水平促进了经济积累，而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推动完成人口转变，构造出一种人口红利的效应，伴随着沿海工业化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激活了劳动力资源和城镇化发展。

　　但是，“十三五”和“十四五”这十年间，整个中国人口格局将处于大转折的时期。这个大转折的标志就是：第一，人口总量性转折，中国人口总量将逐步到顶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长期的负增长。第二，人口结构性转折，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和总量开始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前农业生产率水平下将很快吸纳干净，低成本劳动力将无法继续，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开始上升，刘易斯拐点将全面出现。第三，人口城乡结构转折，未来的十年特别是2015—2020年的“十三五”期间是城镇化继续深化的时期，城镇化将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非农化阶段过渡到迁移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阶段，也就是中国需要完成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结构的转变。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城乡平衡、区域平衡和社会内部整合问题压力更大。第四，人口老龄结构深化，“十三五”期间老龄化程度将快速“起飞式”提高，使得原来适应大量劳动力人口的“生产型经济体系”需要过渡到更加适应老龄社会的“生产—消费混合型经济社会体系”。第五，人口转变的转折，也就是以降低生育率和降低死亡率为主要特点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国家发展过渡到如何应对长期低生育率、长期低死亡率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人口格局的转折性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市管理和区域发展都带来深刻影响。

　　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口格局的大转折，使得原来适应1980年代以来的支撑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支柱显得不适应了。过去30多年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支柱，包括计划生育和生育率控制、扩展劳动力使用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发展、强化“人口红利汲取”与忽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积累性生产模式，等等。未来的人口格局大转折需要构造新的人口发展战略，在“十三五”期间布局和开辟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框架和人口政策体系，从而得以支撑“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支撑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支撑民生福利的提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人口发展战略调整的五个取向

　　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首先需要使国家的生育政策回归常态，即政府通过经济机制间接地对人们生育决策进行调节，并且通过支持和服务于家庭生育行为来提高妇女和家庭的福利。长期低生育背景下的人口内在萎缩，必然使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不可持续。生育政策改革，应当着眼于长远的人口和发展均衡，着眼于家庭的发展能力和稳定性，以及着眼于鼓励维持合理的生育率水平对经济内需和国家未来发展提供支撑。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二个取向，是从重视劳动力数量开发利用和汲取“人口红利”的发展战略，过渡到重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人力资本红利”发展战略。区别于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投资于物的经济驱动模式，未来的经济发展更加重视投资于人的发展，通过投资于人，形成和开发附着在人身上的人力资本，包括加强人口教育、健康、保障、文化和迁移。人力资本蕴含着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创新精神和人口消费率的提高，都能够为未来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而且，这样的投资于人的发展，在事实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增进人的福利。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应努力使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并支撑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后的人口比较优势。例如中国未来的人口比较优势不是低成本的简单劳动力，而是低成本的技术工人和低成本的受过系统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这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创造、推动万众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创新性产业和生产体系。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三个取向是加快实现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当前我国城镇化的比重已经达到54.77%。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但是其中多数是非户籍的人口迁移流动。在未来5年中，如果不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很快就会吸纳干净。因此，如何使非农化的人口实现市民化和社会融合，是城镇化发展的新的任务，这个任务也就是不仅要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还要使人口融入城镇，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虽然生育和家庭问题仍然重要，但是生育问题已经越来越不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轴，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战略将塑造未来中国的国土分布格局、决定城镇化发展和城乡生活的基本面貌。新人口发展战略也将更加需要重视适应人口迁移流动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适应人口大量集聚对高密度城市区域提供平等性、整合性社会服务，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适应人口迁移流动完善城市体系和重视满足人口的民生福利需求。这样的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通过实施社会整合和社会包容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将会成为未来新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四个取向，是国家发展要适应老龄化过程，逐步通过制度建设和社会体制建设，将老龄社会构造成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不论采取什么政策，老龄化的基本发展趋势是不能阻挡的，老龄化构成人口结构变动的常态，未来我国也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增长的时期。因此整个社会的就业制度，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险体制、年金体系的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等等，都需要实现快速地调整和建设，来适应快速的老龄化过程。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构建的目的，不主要是为了缓解老龄化本身，或者将老年人口作为被照顾的对象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和服务，更在于老年人口本身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年轻人口一起共同构成未来老龄社会的组成部分。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不是如何服务照料老年人口，而是社会经济体系如何能够有效包容老年人口，以及将人口老龄化的人口过程构造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服务经济的新动力 .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五个取向是强化家庭的发展能力。人口转变完成、长期的低生育率、人口迁移流动的加剧，以及相关联的婚姻模式的变化、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规模减小、家庭的功能弱化、家庭支撑家庭再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能力都显著下降。因此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需要从重视生育率下降，逐步过渡到提供对家庭的支持服务，重视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当前的人口政策有着若干对失独家庭、贫困家庭的特殊性政策，但是还缺乏完整系统的家庭政策的设计。家庭政策的发展需要在我们的收入税收体系中不是以个人来考虑，更要考虑家庭福利和利益的均等化，在补贴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以家庭为单位来提高人口的福利。家庭政策的强化，通过家庭政策提供家庭生活事务的支持，引导家庭生活模式的变化，结合家庭生命周期提供系统的保健、生育、幼托和养老服务等，将成为人口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能够使得人口政策真正回归于家庭计划，通过提高家庭福利，实现家庭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总之，中国正在经历着人口发展格局的大转折，也需要人口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体系的根本调整，从宏观到微观的人口政策需要适应性的改变。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需要从促进和推动人口转变和汲取人口红利的阶段，到更加强调人口和家庭服务，强调在人口结构转变中塑造新的人力资本优势，以及适应人口变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运行形态。这样的人口发展格局的大转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大转折，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要求人口政策的变化，而是需要根据人口格局的客观变动谋划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人口变动和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需要实现内在契合。实现这样的内在契合才能重新构筑国家发展的优势，支撑经济社会实现新的发展，使国家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格局的变化中，“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引起人们的讨论。实际上与其考虑如何避免“人口红利”的消失，还不如深入思考对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进行新的调整，从而应对人口变动和人口结构的转变，反而能够开辟出适应未来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新的发展机遇。“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带来发展的挑战，但也同时创造出一些新的发展机遇，或者可以说是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

　　第一种新的人口红利是“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生育率下降推动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口死亡率下降带来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寿命的延长，共同增加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数量成为可能。只要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红利消失”就可以转而被新生成的“人力资本红利”所替代，并创造出新的发展动力。这也就要求以劳动力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成为以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转变成为更加依赖人才、更加依赖知识技术、更加依赖健康促进的发展模式，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投资和充分利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单位劳动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社会财富，这样的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新红利就能够延长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促进“人力资本红利”发挥作用，才能真正落实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使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得以实现。因此，在人口结构性转变背景下新生成的“人力资本红利”实际上有可能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的下降，并构造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的新动力。

　　第二种新的人口红利是“消费和服务红利”。“传统的人口红利”的典型特点是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下降，在此人口结构变动下带动了投资率的提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人口结构转变带来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上升，会造成人口红利的减弱，带来投资率的下降，但在另一面则相应带来消费率和服务需求的提高。这种消费和服务的增加，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养老、护理等等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对非劳动力人口教育、健康等等家庭社会开支，但也有可能构成人口红利减弱以后的新的发展动力。这也意味着一个推论，如果消费和服务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于投资率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传统人口红利”的减弱也就能够被增加着的“消费和服务红利”所替代。同时，增加着的“消费人口红利”本身意味着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并且形成一种以服务为导向的、以福利幸福为追求的经济社会模式，避免了过分重视GDP对发展本质的扭曲，和对民生幸福的不利影响。

　　第三种新的人口红利是“老年人口红利”。这样的想法可能被认为是岂有此理和天方夜谭，因为老龄化水平提高正是被广泛讨论的人口红利减弱和社会负担提高的原因。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在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提高意味着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本的存量也在增加。那么，如果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快于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总体上由于“传统人口红利”减弱所带来的生产能力损失就能够被生产性老龄社会带来的经济社会贡献增加所替代。其实，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老龄化的总体趋势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老龄化过程客观上不是一个悲观的现象，其实际上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因为预期寿命的提高正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能力、人类自身生命成长的表现。因此，在充分认识老龄化过程对于经济社会确实带来诸多挑战和不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有另一种逆向思维，就是生产性老龄社会建设本身就蕴含着解决“老龄化”挑战的对策思路，并为开辟新的人口红利提供可能。

　　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可能孕育出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并可能有着更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但是特别应该强调的是，这样的“新人口红利“和1960年代出现的“人口红利“一样，并不必然地就会实现。如果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不适应未来人口变动和结构性转变，“人口红利“减弱才真正对国家长远发展带来威胁。要实现这些“新的人口红利“，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行一系列的包括教育制度、人才制度、创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改革，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快向创新经济转变、尽快向消费服务经济转变、尽快向生产性老龄化社会转变。要加快转变的速度，才能够适应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快速转变，适应“传统人口红利“的下降，只有这样，“人力资本红利“、“消费和服务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才可能内嵌成为经济社会成长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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